“耿飚之問”，說的是1991年，退休后的國務院原副總理耿飚同志回到當年戰斗過的地方考察，當地群眾向他反映個別干部的不良作風問題。于是，耿飚對當地干部講了一件自己親歷的往事：抗戰時期，一名八路軍戰士犯了錯誤，所在部隊要按紀律對他進行處分，結果來了一大群老百姓哭著為他求情，想讓這名戰士戴罪立功。講完故事后，耿飚話鋒一轉，對在座的黨員干部高聲發問：“你們這些人如果做錯了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全場頓時鴉雀無聲——這就是著名的“耿飚之問”。它深刻闡明了一個道理：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今天，距離“耿飚之問”已經過去30余年，脫離群眾的問題依然存在。新征程上，全體黨員要以百姓心為心、清正清廉清明、擔難擔重擔險，放下架子、俯下身、沉下心的實際行動，不斷鞏固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切實答好新時代的“耿飚之問”。
以“百姓心為心”的赤子情懷答好新時代的“耿飚之問”。“耿飚之問”，表面上是質問干部失去了百姓的求情，實際上是指責我們失去了最為珍貴的人心。習近平總書記諄諄告誡我們，“一個黨員，如果與群眾距離遠了，就與黨拉開了距離；心中沒有群眾，就不配再做共產黨員”。延安時期，“只見公仆不見官”是對當時干部的真實寫照。在延安街巷，時常可以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與農民并肩而行，無拘無束地聊天談心。周恩來則到三五九旅家屬駐地，召開孩子媽媽座談會。朱德在“抗大”經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與大家探討問題，關心他們的生活。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寫道：“那是一個奮發的時代。一個朝氣蓬勃的年代。一個黨和人民、領袖和群眾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創造英雄史詩的年代。”革命年代，我們黨與群眾朝夕相處，同甘苦、共患難，可謂是親如家人、水乳交融。人民群眾竭盡全力，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黨領導下的人民戰爭，才使得黨和人民軍隊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得以生存發展，最后奪取全國政權。新時代，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名村干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其中1800多名扶貧干部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實踐證明，黨員與群眾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就能鑄就偉大奇跡。答好新時代“耿飚之問”就要時刻注意群眾生活、關注群眾利益、照顧群眾情緒，多做實事，少說空話，真正把群眾當作親人，當好人民的勤務員，要時刻牢記黨員身份，經常多思考“入黨為了什么，當干部干些什么，身后留下什么”的問題，切實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內化于心、外化于形，自覺同群眾打成一片，努力用實際行動證明“共產黨都是好人”。
用“清正清廉清明”的操守品行答好新時代的“耿飚之問”。干凈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純潔是一個政黨的生命。延安時期，為什么眾多隴東群眾為戰士求情，根本在于那個時候我們的黨員干部是清正廉潔的，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是與國民黨完全不同的新型政黨和新型軍隊。延安時期，美國記者斯諾正是從毛澤東居住簡陋窯洞，周恩來睡土炕，彭德懷穿繳獲的降落傘縫制的背心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偉大力量，感慨地稱之為東方魔力，并以此推斷這種力量是興國之光。當前,消極腐敗的危險依然存在，腐敗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部位仍然易發多發,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違紀違法仍然相當突出,一些重大案件涉案人數多、金額大、影響壞，嚴重敗壞黨的形象,嚴重損害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不根本解決消極腐敗問題,黨很難立于不敗之地。回答新時代“耿飚之問”，黨員干部要上好黨性修養的必修課，自覺加強黨性鍛煉，打牢思想根基、正確對待名利、地位，真正做到大是大非不糊涂，堅持原則不動搖。要算清廉政這本賬，切實增強思想上的免疫力、黨紀國法的執行力、為官用權的約束力，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干事、坦坦蕩蕩為官。要以敬畏之心對待權力，把職權看得小一點，把責任看得大一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管得住手腳，經得起考驗，抗得住誘惑。
責任編輯：陳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