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造林面積１８０畝的“紅色教育基地綠化園”工程在湖北省鐘祥市正式啟動。
“我替鮑鰲把生前積蓄和喪葬費全部５０萬元捐給了這個工程。”鮑鰲遺孀葉良玉說，“這是他臨終前的愿望”。
出生于湖北鐘祥的老八路鮑鰲，１７歲就投身革命，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在吉林省逝世。
“我死后，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一切從簡，生前積蓄和喪葬費全部捐獻給家鄉用于綠化荒山。唯一希望就是請組織把我生平函告當地黨組織，說明我在外未做壞事、未給家鄉父老丟人。”鮑鰲逝世前，在病床上寫下了這樣的遺囑。
“入黨７０年，那是他對組織提出的唯一要求。”葉良玉說。
離休前，鮑鰲任吉林省軍區副軍職顧問。這位參加過百團大戰、“三大戰役”、解放海南島、抗美援朝等的老將軍，生活卻非常節儉。客廳沙發上蓋著普通的白床單，透過磨損嚴重的床單，沙發的紋理隱約可見；臥室里擺放的木頭桌椅、書櫥多處裂縫、掉漆，滿是歲月的痕跡，而書櫥里的書卻分門別類、擺放有序。
“老鮑一輩子沒穿過皮鞋。在職時發的皮鞋都拿給兒子穿了，離休后就穿部隊發的老布鞋。”葉良玉回憶，鮑鰲一年四季穿的都是部隊的老軍服，子女們給他買了新衣服也不穿，“直到他臨走時，身上穿的還是那套老軍服”。
“鮑老自己能做的事從來不麻煩別人。工作人員要每天給他送報紙，可他就是不肯，堅持每天自己下樓取。”駕駛員王慶剛說，單位給鮑鰲配了車，但除了去醫院看病外，他幾乎不用，更不許兒女“搭便車”，“他說公車是辦公用的，絕不能成為私家車。”
“這是一名共產黨員的應有本色。”鮑鰲戎馬一生，常常舍小家，顧大家。
葉良玉說：“那個時候，老鮑把心思全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一概不管，只是給我許下了無數的‘空頭支票’。”
１９５１年春天，都在沈陽工作的鮑鰲與葉良玉在同事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第二年，上級抽調人員赴朝參戰，時任東北炮兵司令部作戰科訓練股長的鮑鰲，主動請纓。
“那時我已經懷孕７個多月。”葉良玉說，等到鮑鰲回國，孩子已出生１００多天。
也許是工作艱苦，也許是牽掛家人，鮑鰲滿嘴都是泡，一米八的大個子瘦得不到１００斤。“他滿臉愧疚地對我說，‘先有國，后有家，這次我欠你的，以后加倍還你，行嗎？’”葉良玉回憶。
１９６８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成立，需要大批干部。鮑鰲堅決服從組織安排，把家從沈陽搬到了哈爾濱。
１９７１年，葉良玉得了嚴重的婦科病，鮑鰲陪她到沈陽做手術。術后第二天，鮑鰲就接到緊急通知，讓他馬上回哈爾濱。他又是二話沒說，買了回哈爾濱的火車票。
臨行前，在病房里，鮑鰲愧疚地對妻子說：“我再欠你一次，以后一定還你……”
“我們結婚６０年來，我都記不清他說過多少次‘欠你的，以后還’，可他始終沒能還上。”葉良玉說，但自己始終不怪他。
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獨立功勛榮譽章……鮑鰲一生恬淡，卻始終對這些勛章引以為榮。
“我不要墓地，死人就不跟活人爭地了。這做墓地的土地，還可以種幾棵莊稼呢。”鮑鰲這樣對家人囑托后事。
孩子們知道以后堅決不答應：“我們想你了，念你了，你讓我們去哪里看看你啊？”
“就為我栽點樹吧，這就是對我最好的紀念。”鮑鰲說。
鮑鰲去世后，葉良玉按其遺囑，將喪葬費、撫恤金２０萬元和家中積蓄的３０萬元，全部捐贈給他的家鄉湖北鐘祥綠化荒山。
鐘祥市政府被鮑鰲的無私奉獻精神所感動，想用老人的名字作為園林綠化的名稱，以教育后人，可葉良玉堅決不肯：“老鮑肯定不許這么做”。（王天德、孫成海、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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