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相隔多遠？
很少有人去想這個問題。其實，想一想你會發現：生與死相離很近！也許，前一分鐘有人還在對妻子交待事情，后一分鐘地震突然發生，一下子葬身瓦礫，你說，生與死能相隔多遠？我猜，大概生命之神和死亡之神曾結下了死仇，所以生命之神每讓一個人誕生之后，死神便指定一個下屬潛伏在那個人身旁，隨時準備借疾病和意外災禍之力再毀掉那個生命。
所幸，聰明的人類有了分工，他們讓一部分人不再從事衣與食的生產和其他勞動，而讓他們專當醫生和醫學家——專職護衛人的生命。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醫生和醫學家的故事，一個1956年入黨的頑強的生命護衛者吳孟超的故事——
披甲執刀屆九旬
我想，你應該見過年近90拄杖而行的老人。在這太平盛世，高壽者多了，活到九十的人不少。你在鄉村或城市的街頭看見他們，可能會向他們投去驚喜和羨慕的一瞥：嗬，老壽星！
我猜，你可能也見過年近90仍能勞作的老人，他們或在田頭薅草，或在家中做飯，你看見后會很意外，會向他們投去驚奇和欽佩的目光：天吶，90歲了還能干活？多精神的老人！
可我估計，我若是告訴你，有一個近九十歲的外科醫生，仍能上手術臺為病人做肝膽外科手術，有時一天還能做三臺時，你一定會皺起眉頭對這話表示懷疑：太夸張了吧？給我講神話？！
我當初和你一樣：不相信！
因為誰都知道，外科醫生要能做到術前準確診斷，手術做得精致，術后治療得當，并不容易，其最佳年齡是35—60歲。開腹做肝膽手術是大手術，一個近90歲的老人怎么還可能去做這樣的手術？
因此，我今年2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之后，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去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看吳孟超做手術。我心中想的是：我一定要看出個真假來！
那一天早飯后，我被告知今天可以看吳孟超做手術。我帶著一睹究竟的急切到了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然后在一位醫生的帶領下，到醫院手術準備處領取一套消過毒的隔離服。隨后，便隨那位醫生走進了手術醫生的換衣間。
這時，我看見了吳孟超。
和照片上的他相比，他失去了偉岸和威武，真實的他原來就是一個身材不高、體態偏瘦的普通老人。
我朝他點頭致意，他也朝我點頭笑笑，他一定已經知道我們的來意。
我注意他換衣服的動作。不慌不忙，有條不紊。但那動作里，也有老年人特有的那種“慢”。
換好衣服的他向手術室走去，我急忙跟上他。他走路的動作讓我略有些意外：兩腳邁得很快捷。
手術室總共有10間，他的那間在最里邊。我們走進手術室時，要做手術的病人已躺在了手術臺上，他的助手們已做好準備，器械護士也已就位。
大家好！他一邊跟大家打招呼一邊掏出手術專用的眼鏡戴上，開始麻利地戴上手術手套，然后走到墻前去查看病人的CT片子。陪我進來的醫生低聲給我介紹道：這是他最后一遍看片子，其實這片子他已看過多次，而且昨天他還親自去B超室為病人做過B超檢查。
他開始向手術臺走去。他眼中浮起嚴肅鄭重的神色。我注意到他雙腳踏上了一個約20厘米高的木臺。陪我的人附耳輕聲告訴我：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二，那木臺是為他特制的。站在手術臺前的他和在換衣間的他有了明顯的區別：老態一掃而光，一副昂然冷峻之狀。隨著他的眼神改變，手術室里的氣氛也驟然一變：一股緊張彌漫開來。
他站的是主刀的位置，看來他是真的要親自為病人做手術。
他雙手開始伸進病人的腹腔進行探摸，他的眼睛未看觸摸的部位，好像全憑手的感覺……
他簡短地發出指令：止血……
他的一只手朝器械護士這兒一伸，一把手術刀已準確地放到了他的手中……
有血噴出來，氣氛更顯緊張，他威嚴地說了句什么，噴血驟然停了……
一塊血乎乎的東西被他放到了托盤里……
陪我的醫生低聲告訴我：已切下病人病變的膽。
我俯身去看那個血乎乎的“膽”，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見人的“膽”，好家伙，比我想象的大。
吳孟超繼續低頭在病人的腹腔里忙，我這個外行看不懂，但我感受到他的動作純熟而有把握。他下命令的樣子像極了戰場上掩蔽部里的指揮員，簡短、清楚、有力，而且很快被助手執行……
開始縫合了。可他沒有停手，一直堅持到縫完最后一針，堅持到護士開始數紗布……
他的全程表現和全部動作，像極了一個50多歲的外科醫生。一個人一下子顯得年輕了幾十歲，這真是神了！
是不是對老爺子的表現感到奇怪？護士長程月娥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笑著說，吳老平日開會要吃降壓藥，可一上手術臺開刀，血壓立馬正常了；平日拿筆簽字手會抖，可一拿手術刀就不抖了；他平日脾氣好，可一上手術臺就急得不得了，還有一點霸氣，完全像一個年輕人。我也曾同他開玩笑說：你一定在家偷吃了人參和靈芝，而且是野生的，要不你哪有這樣的狀態？
又一個病人被推了進來。
他走下手術臺，走近第二個被推進來的手術病人，先是親切地摸了一下對方的臉，然后輕聲說：別害怕。那病人很激動地答：有你在，我啥都不怕，你給我動手術，那是我的福氣。他無聲一笑，向休息室走去，開始兩臺手術間的短暫休息。十幾分鐘以后，第二臺手術就要開始……
眼見為實。一個近90歲的老人在這天上午為兩個病人動了肝膽手術，耗時三個多小時。而且都非常成功。這就是說，文字材料上說他只要在醫院，幾乎每天都要為病人做手術的事不是吹的。
我不能不信！
接下來，我就特別想弄明白：他，吳孟超，已經功成名就，已經權錢都有，已經獲過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已經獲過中央軍委授予的“模范醫學專家”稱號，什么樣的榮譽都有了，為何還要如此辛苦自己？為何不歇息歇息，享一享晚年之樂？
我是第三天下午向他提出這些問話的。
他照舊一笑，他的笑容里帶著一種溫暖和真誠。他說，我是一個外科醫生，工作崗位是手術臺，我從二十幾歲上手術臺，已經幾十個年頭了。我已經習慣了，只有在手術臺上，我的心里才踏實，才舒服，才痛快；再說，我也希望和年輕人在一起，做手術時我的三個助手加上護士和麻醉醫生，都很年輕，和他們在一起工作，有時聊聊天，說說話，我很開心。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外科醫生帶學生，不上手術臺是不行的，你想要多帶出好學生，你就必須上手術臺。最后一個原因，是有好多病人希望我親自給他們主刀，他們信任我，我不能辜負了他們。只要我身體好，只要我還能干，就堅持做到最后，如果有一天真倒在手術室里，倒在工作崗位上，那我會感到幸福……
吳老手術室的護士長程月娥告訴我：吳老到這個年紀還做手術，作為護士，從近處看他，其實是能看出他的累來。有一天，因手術時間長，出汗多，他下手術臺時雙腿都有些打晃，我扶他在手術椅上坐下，輕聲問他：很累吧？他沉默了一剎，才嘆口氣說：唉，身上的力氣越來越少，哪能不累，看來，我的有生之年是不會多了。小程，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這手術室里倒下去了，你不要慌張，你知道我愛干凈，記住給我擦干凈些，別讓人看見我一臉汗污的狼狽樣子……我一聽他這話，眼淚立馬下來了，我阻止他：你可不能說這種不吉利的話，你一定得長壽，還有那么多的病人等著你去救他們的命哩……
我查了一下有關吳老的統計資料，僅2010年，他就主刀完成手術196臺。他主攻肝臟外科以來，已主刀完成14000多臺重大肝臟手術。按每天平均兩臺算，他得連續工作7000多天。
換算一下，是得連續工作20年呀！
披肝瀝膽攻癌癥
每個人都有肝臟。可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肝臟這個消化器官對人體所起的重要作用。你知道它分泌膽汁，儲藏動物淀粉，調節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陳代謝，同時還干著解毒、造血和凝血的事情嗎？
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保護自己的肝臟。君不見，有多少人每天都讓自己的肝臟浸泡在憤怒的情緒、透明的酒精和肥膩的肉食里。
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中國人的肝臟最易受肝癌的襲擊。可能是基因也可能是生活習慣在起作用，世界上白種人得肝癌的比率較小，亞洲、非洲人得肝癌的比率則比較高；在全球的肝癌患者中，中國人占了40%多，肝癌是我們國家的一種多發病。肝癌和胰腺癌一樣，是人體內最兇險的癌癥，致死率非常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吳孟超掌握了普通外科手術本領，開始思考自己在醫學上的主攻方向時，他就注意到了肝癌對中國人生命的威脅，所以當他的老師裘法祖建議他向肝臟外科發展時，他沒有任何猶豫，毅然決定直面這個兇惡的敵人，在肝臟外科這個醫學的空白地域開辟向肝癌進攻的通道。
爭取把肝癌扼制住，為國民造福！
吳孟超是個不下決心便罷，一旦下了決心就要付諸行動的人。當年，17歲的他在馬來西亞詩巫下了回國抗日的決心后，和其余六個同學一起，歷盡千辛萬苦，時而上小舟時而登大船，繞道西貢、河內，坐車、步行交替，櫛風沐雨，終于回到了國內。后來，他從同濟醫學院畢業，下了當外科醫生的決心后，盡管主管分配的人嫌他個子小不同意，讓他去小兒科，他還是想盡辦法如了愿。再后來，他下了和戀人吳佩煜結婚的決心，盡管有的領導阻攔，給他制造各種麻煩，他還是機智地想出主意，在上海辦成了簡單而熱鬧的婚禮。如今，既下了主攻肝臟外科的決心，他便立刻開始行動。
他的第一個行動，是和同事方之揚一起，翻譯美國人Gans于1956年寫的《肝臟外科入門》。他和方之揚商定，兩人各譯一半。為了盡快把書譯出來，他在得了細菌性痢疾，高燒40度住進隔離病房的情況下，仍在為一個詞一句話的譯法琢磨。病情稍輕，他就讓妻子把書和英文字典拿到了病房，在病床上譯了起來。1958年5月，中文版的《肝臟外科入門》，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
接下來，他向醫院黨委寫了一份建議組織攻關、向肝臟外科進軍的報告。院黨委很快批準了這份報告，并決定成立由他和張曉華、胡宏楷兩位同事參加的三人“攻關小組”。
緊跟著，他帶領兩個同事開始研究肝臟解剖理論。他們經過數十次實驗，用做乒乓球的賽璐珞當灌注材料，先后做成了108個肝臟腐蝕標本和60個肝臟固定標本。在制作標本熟悉肝臟血管走向的基礎上，他摒棄肝分左右兩葉的傳統看法，提出了肝分左外、左內、右前、右后和尾狀五葉、左外葉和右后葉各分兩段的“五葉四段”肝臟解剖理論。
隨后，他們把這些發現付諸臨床實踐，于1960年3月1日成功進行了首例肝癌切除手術，實現了肝膽禁區的手術突破。
但吳孟超沒有沉浸在這次成功的喜悅里，他和他的攻關小組成員很快又向前闖去。他接著又發現了術后肝臟的生化代謝規律，發現了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進行了肝中葉癌瘤切除術，突破了禁區中的禁區。1974年，在他極力要求下，二軍大附屬醫院有了獨立的肝膽外科病房。
他和他的同事一點也沒料到，他們人生中的一個巨大考驗和巨大成功就要同時來到了。
1975年1月3日，二軍大附屬醫院肝膽外科門口來了一個40來歲的男人，這人的肚子大得驚人，像極了一個懷孕十月的女人。他雙手捧著肚子，痛苦萬狀地說：求神醫們救命！吳孟超看到病人時吃了一驚，他還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病例。上前一問才知道，來人叫陸本海，安徽舒城人，他老家的醫院說他得的是肝癌。吳孟超和同事們為他做了仔細的檢查，最后斷定他腹內長的是一個特大肝海綿狀血管瘤。這種病最理想的治法是手術切除，但手術難度很大，極容易造成大出血，使病人的生命不保。國外也沒有類似的手術成功記錄。當時國外把直徑4厘米的腫瘤稱為“巨大”，美國斯隆·凱特林腫瘤研究中心對一例45×25×25厘米的肝海綿狀血管瘤只是做了剖腹檢查，并沒有切除。
咋辦？切除還是不切除？
不切除不手術，理由很充分，病人也無話可說。
可遇難而退不是吳孟超和他的同事們的性格！
他決定干！前人沒干過，外國人沒干過，咱也要干。不干怎能在醫學上有所進步？！
他們針對陸本海的病情，制定了周密的手術方案，并對可能的意外做了急救準備。學校和醫院也全力支持，調集了幾十名醫護人員從各個方面給予協助。
病人的腹部正中被勇敢地劃下了第一刀……
那是一場危機四伏驚心動魄的戰斗。當切口完全打開，一個被血液充漲成藍紫色的超大瘤子在無影燈下猛然顯露了出來，只見它上部頂入胸腔，下部侵入盆腔，隨著病人的呼吸一起一伏，活像一個怪胎。看著這個罕見的瘤子，在場的所有醫護人員都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氣……手術整整進行了12個小時，最后一刀下去，超大的瘤子離開了人體。一個助手雙手抱住那個瘤子，小心地將它抱出了手術室。一測之后才知道：瘤體重18公斤，體積為63×48.5×40厘米。它是至今為止國際文獻報道的最大的被切掉的血管瘤，為世界之最。
11天之后，病人開始下床活動。
一個月后，病人體重增加了7.5公斤。
一個半月后，病人痊愈出院。
直到今天，2011年3月，陸本海仍健康地活著。
吳孟超和他的同事們經過了一次巨大的考驗，也收獲了一個巨大的成功。這例手術的成功，標志著我國肝臟外科技術已臻成熟。
緊跟著，吳孟超又開始了肝癌早期診治的課題研究，首創了扁豆凝集素、醛縮酶同功酶等先進的肝癌早期檢測方法；提出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肝癌復發再手術的肝癌外科治療概念；并率先開展小兒肝臟外科研究……
1986年，擁有100張床位的肝膽外科病房——康賓樓，在他的手上建成。
1996年，獨立的團級編制的肝膽外科醫院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成立。
1999年，獨立的師級規模的擁有660張床位的肝膽外科專科醫院又在他手上建起，使其成為國內最大，國際唯一的肝膽外科疾病診療和研究中心。現在一年收治的病人超過10000名，一年的手術量達到4000例。
吳老在長期和肝癌作戰的過程中還意識到，肝癌光靠開刀解決不了問題，必須找出導致肝癌的病因和機理,進行綜合治療。所以他對基礎研究極為重視，先后建立了中德合作的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中日合作的消化道內鏡臨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的腫瘤免疫和生物治療中心，滬港合作的基因病毒治療中心等四個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基礎研究基地。并在研究的基礎上，逐漸在臨床上開展了肝癌的介入治療、微創治療、生物治療、免疫治療和病毒治療。
在這同時，他發表學術論文800余篇，主編《黃家駟外科學》等專著18部，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一等獎10個，各種榮譽26項，12次擔任“國際肝炎和肝癌會議”等重要學術會議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由于他的努力，肝癌這個中國的多發病在早期診斷、外科手術和綜合治療上取得了巨大進步。目前，肝癌的早期診斷率上升到98%以上；小肝癌術后五年生存率提高到79.8%以上，一些人術后已存活30多年，最長存活已達45年；晚期肝癌術后五年生存率，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今天的53%，肝癌對國人的傷害力得到了有效地扼制。國際著名肝臟外科專家、國際肝膽胰協會前主席威廉姆斯評價說：吳教授對肝癌的基礎研究和臨床工作，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所矚目和敬佩。
“術”“仁”兼具成名醫
2010年冬天一個寒冷的上午，兩位女性拎著CT片滿眼焦慮腳步匆匆地走進了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
半個小時后，她們在東方肝膽外科醫院一位醫生的陪同下，站在了吳孟超的面前，其中一位急切地遞上手中的CT片子，說：這是我哥哥的肝臟片子，麻煩吳老看看，我哥哥幾個月前發現患了肝癌，您看還能不能動手術把腫瘤切了。吳老仔細看完后說：可以呀，可以切。那女士一聽這話忽然哭了起來，說：我們原來送哥哥去了上海另一家醫院，那家醫院在沒有征得我們同意之下，就把他收進了肝移植病房，三天后告訴我們，肝上的瘤子包著血管，無法取，病人需要做肝移植。并說他們手上有兩個供體肝，和我哥的肝能配上型，一個是好肝，40萬元；另一個是帶有乙肝病毒的肝，可以便宜到20萬元。我們根本沒有換肝的思想準備，更沒有那么多錢，只好說不換肝。他們聽后就給我哥開了腹把長了息肉的膽切掉，又給縫了起來。原來他們是存心逼我們換肝他們好賺錢呀……
怎么可以如此對待病人？吳老怒不可遏，猛地站起來說：這簡直是醫學的敗類！這個手術我來做！
為了做好這個手術，吳老先后兩次召集多名專家會診，然后親自主刀，順利切下了病人的腫瘤。42天后，病人平安出院。到目前為止，病人身體的各項指標均很正常。今年2月28日上午，筆者見到了病人的妹妹和妻子，兩位中年女人一聽我問到病人的現況，立刻流出了眼淚，說：病人很好，我們遇到吳老算是遇到了活菩薩，他和我們非親非故，待我們就像他的親人，他這么高的年紀，這么大的名氣，還親自為病人做B超，親自主持專家會診，會診時我們就坐在旁邊，他的負責精神感動得我們淚水不斷，后來他又親自主刀。他不收禮物，我們無以為報，只能祝他老人家長壽了……
這就是吳孟超和患者的關系！
類似的故事，在吳孟超的行醫生涯中，不知已發生了多少。
香港的洪蘭珍女士被確診為晚期肝癌，醫生告訴她只能活三個月。丈夫不忍看她等死，四處打聽，知道了上海有個專治肝癌的吳孟超，就想來上海求醫。為節省費用，洪蘭珍只身來到上海。吳孟超接診后，前前后后共為她動了三次手術，終于把她救了過來。在她住院期間，吳孟超經常到病床前探望，有時外出開會或巡診，也要打電話詢問她術后病情。中秋節那天，洪蘭珍正一人躺在病床上思念香港的親人，只見吳孟超和夫人一起提著一盒月餅來到了她的床頭含笑說：我想香港人和廣東人的飲食習慣差不多，所以買了盒上海產的廣東月餅，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洪蘭珍的眼淚頓時下來了，她緊緊握住吳孟超的手說：怪不得大陸老百姓都稱解放軍為親人，你們待我真是比親人還親呀……
一位福建籍的許姓老人，身患晚期肝癌，因為四處求醫，家里已是一貧如洗。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來上海尋找求醫的機會。臨走時，他跟家里人說：你們不必找我，我就是死，也死在外頭。他在上海流浪許久，才在別人的指點下找到了吳孟超所在的醫院，當班醫生見他面容枯槁，衣衫襤褸，錢帶的也不多，根本不夠住院所需，便請示吳孟超：收不收這個病人？吳老的回答毫不含糊：收下！
吳孟超親自為他做了手術。術后初期老人進食困難，吳孟超來看他時還親手給他喂飯，一小碗稀飯喂了好長時間，把老人感動得一邊吃一邊流淚。當老人的家人知道他開了刀治了病還活著時，忙帶著家中僅有的幾只雞來到醫院，見到吳老就跪倒在地，感謝他的救命之恩……
吳孟超說，一個醫生，只有好醫術，成不了名醫；世上所有的名醫，都同時還具備另一個特點，那就是仁，對病人有愛心。他至今還記著自己的老師裘法祖說過的一句話：醫生治療病人，就等于要將他們一個個地背過河去。
他正是懷著對病人深切的愛，才每逢要為病人腹部檢查時，都要先搓搓手，把手搓熱后再伸到病人的腹部上去。每次檢查完，還要幫病人把褲帶系好。
他堅持每做一例手術前，不管此前病人已有多少檢查結果，他還要親自去B超室為病人做一次B超檢查，親眼看看B超的檢查結果，好做到術前心中有數。
他雖已高齡仍經常親自到病房查房，而且查得特別“慢”，為病人查體特別仔細，從頭查到腳；問也問得細，從過去問到現在，從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有時查房臨走時，還特意彎腰把病人鞋尖朝里的鞋子拿起，擺放成鞋尖朝外，好讓病人下床就能方便地踏上鞋。
他告訴自己的助手們，得了癌癥的病人，常常為求醫已耗盡了積蓄，對凡能用低價消炎藥解決問題的，決不能給人家開高價藥；手術中凡能自己縫線的部位，就不要使用收費1000多元的縫合器，要為病人節約每一元錢。
他堅持對病人寫來的求醫信每信必復。復雜的信他親自回，簡單的信他口述由秘書代復。曾當過他秘書的李捷瑋說，有一天，他陪吳老外出開會、會診和研究生答辯，回到吳老家已是晚上11時15分了，整個家屬區亮燈的人家已所剩無幾。吳老這時對他說，累得腿都快抬不動了。話音未落，吳老家門口站著的幾個人便迎了過來，原來是從福建慕名來看病的病人，也不知是怎樣打聽到吳老的地址，一直等到現在。李捷瑋當時沖動地對他們說，這么晚了，你們怎么好意思？他決意要為吳老擋駕。吳老也開口道：你們能不能明天來看……可話剛說了一半，他頓了一下又改了口：那么進屋坐吧。那天病人的家屬又特能嘮叨，吳老一直耐心地聽，詳細地看，直到零時才送走這批病人……
甘為 “人梯”建團隊
獨木不抗風。
單兵難排陣。
護衛生命和打仗一樣，一個人的力量太小。
吳孟超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深深體會到，自己的刀法再精，能治療的肝癌病人也有限，必須不斷地培養人才，建成一個強大的醫學攻堅團隊，才能持續地向肝癌發動攻擊，達到最終制服它的目的。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隨后又恢復研究生制度，他在第二軍醫大學第一個打報告，要求在肝膽外科設立碩士點。國家教委批準后，他1979年就招收了兩名碩士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請并建立了二軍大的第一個博士點，開始培養肝膽外科的專業精英。至今，他還帶著博士生。這些年，他先后培養了26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1000多名肝膽外科專業人才，其中有18人次獲得了中國青年科學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等榮譽。
他對弟子們的專業學習抓得極嚴。會做、會說、會寫，這六個字是當年他的老師裘法祖對他的要求，如今，他也用這六個字來要求他的學生。會做，就是手術做得漂亮；會說，就是能在講壇上闡述自己的看法；會寫，就是能發表論文撰寫專著。吳老的學生嚴以群教授說：老師“訓人”實在太狠了，有時簡直一點面子都不給。他訓人的途徑有二，一是考，二是查。考，就是當眾提問。在手術臺上，在病房里，他隨時都會對你發問，而且有時還“詐問”。比如某個問題的答案是甲不是乙，你開始答甲，明明對了，若神情緊張，心里也無把握，這絕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會盯著你追問：到底是甲還是乙？你心中一慌，可能就又答乙了，當眾出丑了。他緊跟著就會板著臉說：為什么不多讀點書？要是人命關天的緊要關頭，能猶猶豫豫嗎？再就是查，他每次查看病歷查化驗結果時，你站在旁邊看得心里直發毛，多半會有毛病被挑出來。查病人，如果發燒的沒有看咽部，沒有進行肺部聽診沒有查血象；如果有內科情況沒有及時請人會診；如果大便次數多的沒及時做直腸指診或者便秘幾天沒有采取通便措施，所有外科醫生容易疏忽的事都會被他很容易地查出來。一旦查出來就訓你，訓的話還很難聽：如果讓你也憋上幾天大便，你會怎么樣？挨訓的時候心里真不舒服。但我聽他說過：你心里難過，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他慧眼識珠，善于發現人才。王紅陽并不是他的研究生，不是“吳門嫡傳弟子”，只是他在一次中德醫學協會學術年會上偶然發現的一個苗子。當時，王紅陽還是一個消化內科醫生，被臨時抽調到會上做會務工作，她冷靜的頭腦、嚴謹的作風、好學的精神、扎實的英語功底給吳孟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覺得這個女子身上有一股潛下心來做學術研究的素質，是一個可造之材。當時，德國醫學協會每年給我國10個進修學習的名額。沒過多久，吳老就與裘法祖教授聯名寫信推薦她到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王紅陽苦讀10年回國時，提出在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建立一個與德國馬普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中心，專門研究生物信號轉導問題，而且要能保證工作人員來去方便。吳老當即答應，然后到北京找人多方疏通，最終得到軍隊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允許。之后，她帶著250萬元經費及一些儀器設備和技術員，來到了東方肝膽外科醫院，主持中德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工作。如今，她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并榮獲亞太女科學家獎。
他帶出的博士郭亞軍告訴筆者：你別看吳老年紀大，可他的觀念新，人極為開放。1989年他送我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習，臨行前囑咐我，要學會用國外的先進研究手段來進行國內極需的科研項目研究。我到美國后，于1991年開始主持腫瘤轉移免疫治療研究室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和數目可觀的科研經費。那年，吳老赴美進行學術交流，特地去看我，我倆就中外科技合作和人才培養的事情，進行了徹夜長談。當時困擾中國出國學者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要不要回國進行科研。不回，容易被人說成是不愛國；回，又會失去在國外的研究條件和實驗室。吳老當時大膽設想，能不能讓這些學者在進修國和祖國同時擁有實驗室，人兩邊跑。吳老的這一構想，很快得到了第二軍醫大學、總后勤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在吳老的努力下，經過5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在新落成的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大樓里，腫瘤免疫和基因治療中心就宣告成立。此后，我就在中美兩個中心之間飛來飛去地工作，解決了“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的關系，使兩個中心優勢互補，很快出了一批成果……如今，吳老提出的這種模式，已被命名為國際科技合作的“啞鈴模式”，在全國推行。
一般人活到90歲，想得最多的可能是自己的身體狀況和身后事的安排：孫子孫女去哪里就業？房產和存款如何分給孩子們？遺囑怎么寫？該向組織再提哪些要解決的問題？可近90歲的吳孟超沒想這些，他眼下想得最多的是：在上海郊區安亭新建的國家級肝癌研究和治療中心何時能建成？何時能開業？我們采訪他的那天，他的一個下屬說希望我們的采訪中間能暫停一下，說吳老要去安亭處理肝癌研究和治療中心建設中的問題。我當時很詫異，低聲問那位下屬：天這樣冷，為何偏要一個老人跑那么遠去處理事情？你們為何不去？那位下屬苦笑一下：他不去會不放心，而且要與地方上打交道，很多事情只有他出面才能很快解決……那一刻，我望著這個老人，從心里涌上了真正的感動：真是一個罕見的老人！他的心里一定儲滿了對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愛，所以才能把愛遍撒人間，才能如此摯愛自己的工作崗位，摯愛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摯愛自己的病人，摯愛自己的學生和所有可用的人才。要是我們的共產黨員都能像他一樣，那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怎么可能會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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