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青（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自主探索走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體現了一種高度的文明自覺。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適應，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經歷了從“學徒狀態”到“自我主張”、從“精神吸收汲取”到“文明交流互鑒”的由被動到主動的過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現代化水平的極大提升，中華文明也開始展現出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
整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是一種主動的道路選擇，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既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主體特質，也取決于黨和人民的實踐探索與積極創造，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進而言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孕生出和追求著一種“立足自身”的文明，展現出獨特、廣闊、光明的文明發展前景，體現了高度的文明自覺。
在人類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多種現代化模式。整體來看，以往現代化模式雖各有差異，但總體上是“西方化”的，是西方文明的復制與擴散。很多國家現代化的所謂個性、“特色”，要么是一種“點綴”（即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下的多樣性“點綴”），要么被消極對待，要么被認為不合“普世性”而有待消滅清除。總而言之，缺少內在的自覺性和主體性。“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作為新路的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主動的道路選擇，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內在的文化自覺。
主動性內生于中華文化主體性
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內生于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就民族傳統而言，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未曾中斷的大型文明體，盡管內容不斷更新、構成不斷變化，但最核心的優秀文化要素始終存在，數千年一貫，生生不息。空間上則由于西有世界屋脊、東臨汪洋大海的位置原因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盡管疆域面積歷史上也不斷變化，近現代以來又被融入全球化進程，但基本保持了民族與疆域的穩定性。這種時空的原因使得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立的、自成一體的民族心態與文化心理，境內的各民族在相互融合中逐漸生成了中華民族本身的主體性，并形成了愈益明確的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特別是歷史長河中，相比于周邊民族與國家，燦爛悠久的中華文明長期占據文化高地、澤被四方，使得中華民族特別是民族精英逐漸養成了一種深深的民族自信心與內在的文化使命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民族的主體性意識和文明的主體性意識。這種自信心與使命感強調中華民族特別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強調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獨特存在與延續，并且逐漸形成一種文化基因而積淀下來，成為中華道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雖然近現代中華民族命運多舛，但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并沒有泯滅，反而因為外在環境的刺激而愈加堅定、執著、牢固。也正基于此，魯迅先生在1934年才寫下了《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深刻批判了這一錯誤論調。日本學者竹內好在比較中日現代化進程時也特別強調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特征。中日兩個民族在近代都曾面臨西方侵略，但日本很快轉向學習西方，脫亞入歐，后又認主美國。而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對此的反應則強烈得多，碰撞的過程也痛苦得多。竹內好把日本這種文明稱為“轉向型”文明，把中國文明稱為“回心型”文明。“如果說轉向是向外運動，回心則是向內運動。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來，轉向則發生于自我放棄。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轉向則沒有媒介。”“‘回心型’文明具有文明主體性，當‘回心型’文明被打敗后，它不會簡單地轉向勝利者，相反，它會激發起強烈的恥辱感，臥薪嘗膽、以圖復興。”“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是以堅持自己的方式進行的自我改變。”這種中華民族的主體性與文化的自信心，在近現代中國優秀群體身上有著不同程度體現——為民族救亡鼓與呼，基于家國情懷不懼危險、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但最終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得到了完美繼承與發揚光大。正是這種民族與文明的主體性，這種對傳統文明的高度自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才能夠形成拓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主動性形成于黨的歷史主體性
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形成于黨的歷史主體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高度歷史主體性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所謂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體性，是指中國共產黨具有堅定的主義信仰與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自覺的使命意識與高度的責任情懷，具有明確的自主觀念與強大的自主意志，既能有效避免外部勢力的控制與支配，也能有效抑制內部勢力的分裂與異化，能夠有效地統一全黨意志、整合全黨思想、凝聚全黨力量，能夠根據歷史形勢與時代需要及時主動地進行自我調適，能夠不懼重大風險與嚴峻挑戰，作為先鋒隊帶領全國人民迎難而上、勇于斗爭、敢于犧牲，始終致力于自身艱巨任務與宏偉目標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歷史主體性逐步生成、牢固確立并有效發揮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味著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建設與改革道路。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認識論，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中國共產黨基于自身主體性特別強調對于道路的自主選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深刻批判了言必稱馬列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獨立探索的基礎上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的革命道路與民族獨立道路，從而與蘇聯在大城市進行武裝暴動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鮮明區別。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蘇聯差別也很大，具有很強的自主創造性。在社會主義革命完成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的建設道路盡管就主要原則而言沒有能夠擺脫蘇聯模式，但也從來不是對蘇聯具體建設模式的照抄照搬，而是一開始就有獨立的探索、自己的東西。1956年毛澤東同志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指出蘇聯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要引以為戒。十大關系的很多方面都是和蘇聯對照而言的。在1956年11月15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但蘇聯和中國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們的農業合作化經過三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里頭的制度和黨里頭的制度也跟他們不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經過自主選擇，突破了傳統的蘇聯建設模式，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開辟并不斷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繼續前進，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總之，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形成于黨的歷史主體性之中，正是由于我們黨主動思考、謀劃、探索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我們才能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主動性依托于人民的歷史主體性
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緊緊依托人民的歷史主體性。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體。綜觀中國現代化的探索過程，人民的力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人民的意志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鴉片戰爭的爆發將中國卷入世界現代化洪流之中，迫使中國開始探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變革之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接連而起，各個階級的先進分子積極探索，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都沒能改變舊中國的命運，究其根本，都是因為沒有找到一條立足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變革發展之路。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工人運動逐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浴血奮戰，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成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此后，廣大人民在黨的帶領下艱苦奮斗，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帶領廣大人民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順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離不開人民的主體作用。一方面，從形成依據來看，這條道路以人民的主體需要為內驅動力。從推翻“三座大山”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再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需要始終驅動著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持續探索；另一方面，從形成途徑來看，這條道路離不開人民作為主體的奮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人民的英勇戰斗中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是在人民的頑強奮斗中實現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在人民的艱辛探索中展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人民的創新創造中推進的，正是人民的犧牲、汗水和智慧造就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輝煌歷史，可以說，“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史“是人民書寫的歷史”。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整體而言，人民的歷史主體性與黨的歷史主動性內在統一，相互支撐，共同決定了我們的現代化道路選擇必然是自覺的、主動的。
主動性體現了高度的文明自覺
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體現了一種高度的文明自覺。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自主探索走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體現了一種高度的文明自覺。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適應，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經歷了從“學徒狀態”到“自我主張”、從“精神吸收汲取”到“文明交流互鑒”的由被動到主動的過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現代化水平的極大提升，中華文明也開始展現出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先發國家依托其科技、經濟、文化優勢和信息技術支撐，打著“推進全球化”“保障人權”“走向自由世界”的旗號在世界范圍內推廣所謂的“普世價值”，否定各民族的個性化發展道路，妄圖以西方為尺度引導人類文明發展走向，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元世界”思潮。這一思潮旨在建立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文明體系，嚴重阻礙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現代化進程和人類文明的多元共榮發展。對此，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回應世界人民的普遍價值關切、走出西方的文化霸權和價值壟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中國主張；此后，又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時指出：“我們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一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與西方中心論、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存在根本不同，體現了文明發展進步的一般規律和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
基于這樣的價值觀和文明觀，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而明確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提升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自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明確的文明目標，從民族和世界兩個方面規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走向和文明創造，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做出主動的道路選擇，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這樣一種主動的道路選擇根源于中華文化主體性之中，并經由黨的歷史主動性和人民的歷史主體性成為現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指向與西方國家創造的資本主義文明存在顯著差異，具有諸多資本主義文明所不具備的特性和優勢，它站在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上，揚棄了西方文明，與時俱進地反映了人類文明進步和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總要求。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主體結構上強調“主體間性”，以“交互式主體”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單子式主體”，凸顯了文明發展的關聯性、共同性；在現代國家生存理念上強調“命運與共”，以“和諧共存”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沖突對抗”，凸顯了文明發展的互利性、合作性；在文明發展價值取向上強調“以人為本”，以“人民至上”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資本至上”，凸顯了文明發展的屬人性、全面性；在國際社會發展觀念上強調“共同繁榮”，以“多元—復雜”發展觀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單極—線性”發展觀，凸顯了文明發展的多樣性、差異性。
整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是一種主動的道路選擇，這種主動的道路選擇既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主體特質，也取決于黨和人民的實踐探索與積極創造，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進而言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孕生出和追求著一種“立足自身”的文明，展現出獨特、廣闊、光明的文明發展前景，體現了高度的文明自覺。而隨著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進一步鞏固、黨的歷史主動性和人民的歷史主體性的進一步發揮，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會越走越寬，這一道路內蘊的文明價值也會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得到有力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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