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我們黨大力發揚學哲學、用哲學的好傳統，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不斷前進和規律性認識不斷深化。其中蘊含著彌足珍貴的經驗啟示，概括說就是“六個堅持”，即堅持自主探索、堅持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理論創新、堅持自我革命。
一、堅持自主探索，在把握歷史普遍規律基礎上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構成整個社會的矛盾運動；社會矛盾推動社會進步，尤其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對于歷史進步具有決定性作用。認識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兩個必然”歷史普遍規律，不能脫離它發揮作用的歷史過程本身。具體到某個國家和地區，因為經濟發展、社會心理、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的不同，社會形態演進過程呈現出不同樣貌，個別時候甚至還可能出現反復和曲折，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然趨勢不會改變。我們黨領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實踐，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全面把握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在把握歷史普遍規律基礎上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領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飛躍。舊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經濟的生產關系也沒有容納生產力發展的空間，因此除了革命別無他途。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歷史使命的指引下，帶領人民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浴血奮斗，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舊制度，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制度。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定時期恢復經濟后，我們黨對原來的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進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了新生政權和共和國經濟基礎，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沖破僵化保守思想觀念的禁錮，大膽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和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成功開創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啟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破除了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政策性難點，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嶄新篇章。特別是世紀疫情疊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2020年，“中國之治”同“西方之亂”的鮮明反差使得兩種社會制度高下立判，中國交出了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以致西方不時發出“中國在制度比較中勝出”“中國成為制度競爭合法勝利者”一類的感慨。
二、堅持人民立場，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何認識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同歷史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相對立，歷史唯物主義群眾史觀第一次徹底解決了這個重大問題，提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恢復了人民群眾作為世界歷史創造者的本來面目。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我們黨能夠始終代表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實施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遵循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我們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將群眾路線作為生命線和根本路線，將人民立場作為開展全部活動的基調和底色。
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我們黨的初心使命，黨的歷史就是共產黨人踐行初心使命的奮斗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通過在局部地區建立工農政權的實踐探索，為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積累了寶貴經驗。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第一個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的新政權，農民踴躍參加紅軍或支援前線。在延安13年，我們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干部群眾同住土窯洞、同吃小米飯、同穿粗布衣，創造了繁榮昌盛、豐衣足食的新邊區。新中國的誕生使得億萬中國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歷史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競相迸發出來，匯聚成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前進的磅礴力量。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傳承不輟、歷久彌新，黨和政府作決策、定政策重視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致力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小康一個都不能少”，“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只要是人民群眾歡迎、咧嘴笑的事，再難也要干到底”，“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等，彰顯人民領袖“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情懷和擔當。尤其是面對2020年以來國內外的嚴峻復雜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運籌帷幄、沉著應對，帶領人民經過艱辛努力打贏抗疫總體戰、小康決勝戰、脫貧攻堅戰、抗洪防汛戰等一系列偉大斗爭，深刻詮釋了什么是人民立場。
三、堅持實事求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和路徑選擇漸趨完善。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是辯證唯物主義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帶有革命性的標準，必須聯系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來理解和把握生產力標準。只有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而不是從主觀愿望出發，才能正確認識社會發展階段、進而把握社會運動規律，這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一條重要經驗。比如，從近代以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再到其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對不同歷史階段我國社會基本性質作出了精準概括。再比如，從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再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黨對新中國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確判斷。
正是基于我們黨對社會基本性質、主要矛盾的概括和判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和路徑選擇漸趨完善。從建設目標看，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們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鄭重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歷史任務；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用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用15年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時代“兩步走”戰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站在兩個百年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從路徑選擇看，我們黨從實踐探索中吸取經驗教訓，明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前29年建立的物質基礎之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集中力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開啟了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方面，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推動我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另一方面，注重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現行貧困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物的不斷豐富同人的全面發展相互促進，為人類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四、堅持問題導向，有效防范化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作為事物聯系實質內容和發展根本動力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是不斷認識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作為由多種矛盾構成的事物，其矛盾又具有特殊性，既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區別，又有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區別。我們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通過認識和化解矛盾來打開工作局面，善于發現問題、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解決問題，戰勝了一個又一個敵人、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關隘。
“歷盡天華成此景，人間萬事出艱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推翻三座大山、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國成立后突破帝國主義經濟封鎖、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破壞侵擾、獨立自主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經濟，“文革”結束后在黨的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改革開放時期應變局、平風波、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等，試問我們黨哪一項事業不是在認識矛盾、化解矛盾的過程中向前推進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有效防范化解政治安全、意識形態、經濟發展、主權安全、周邊安全、反分裂、社會穩定、中美博弈、疫情疫病、自然災害、黨的建設等方面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有力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保證各項決策部署落地見效，我們黨在工作安排中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既講統籌謀劃的兩點論，又講牽住“牛鼻子”的重點論。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四梁八柱”的改革，發揮其對全局的牽引和帶動作用；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突破口，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全方位對外開放中，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引領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最廣泛國際合作平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集中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疫情勢頭得到遏制后又及時采取強有力措施推動復工復產，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把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以暢通國內大循環帶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等等。
五、堅持理論創新，接續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篇章。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實踐決定認識，是認識的源泉和動力，也是認識的目的和歸宿；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正確認識推動正確的實踐，錯誤認識導致錯誤的實踐。以對實踐和認識全部復雜關系的理解為前提，馬克思主義強調理論必須聯系實踐。我們黨的百年奮斗歷程雄辯地證明，理論同實踐結合得越緊密、對規律揭示得越深刻，對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引領作用就越顯著；反之，無論理論脫離了實踐，還是實踐脫離了正確理論的指導，都會不同程度出現失誤和錯誤，既損害理論，更損害實踐。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反對和糾正主觀主義，防止理論同實際相脫離，始終是攸關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比如，建黨初期，黨內一段時期被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等錯誤思想所統治，使大革命事業遭受重大挫折。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被稱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又比如，“文革”結束不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猶如平地驚雷，一舉沖破“兩個凡是”的“左”傾錯誤思想束縛，奏響改革開放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序曲，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思想先導。再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低潮之際，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又一份宣言書。在南方談話精神指引下，我們黨創造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不斷深化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提出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點上，主動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創立了以“八個明確”“十四個堅持”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譜寫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篇章。概言之，我們黨深刻把握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既善于運用科學理論改造實踐，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展現了21世紀中國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又善于在實踐改造中進行理論創新，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解答時代之問提供了鑰匙。
六、堅持自我革命，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馬克思主義認為，由其階級性、人民性所決定，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所領導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作為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從不諱疾忌醫，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偉大自我革命。這是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黨最大的優勢。
自我革命是貫穿于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一條主線。建黨初期，面對黨員和黨的一些思想不純、組織不純及來自“左”、右兩方面錯誤，我們黨及時果斷斗爭，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長征期間，我們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在遵義會議上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紅一、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徑開展堅決斗爭，把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堅持下來并推向前進。延安時期通過整風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進行有力斗爭，實現了全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的新的團結和統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作為我們黨執政后懲治腐敗的初戰，清除了干部隊伍里的蛀蟲，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數，推動形成較長時期清正廉潔的黨風政風和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文革”結束后，我們黨在自身建設方面作出一系列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重要部署，健全黨規黨法，整頓黨的作風，制定公布《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實現了黨風的根本好轉，加強和改善了黨的建設。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我們黨緊緊圍繞“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兩大歷史性課題，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強和改進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成功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21世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和黨的組織路線，以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方面建設；旗幟鮮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發揚刀刃向內精神，全面從嚴治黨管黨，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黨內政治生態展現新氣象，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在革命性鍛造中顯著增強。百年恰是風華正茂，隨著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不斷前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必然永不止步。
歷史照亮未來，征程未有窮期。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定能在建黨百年偉業基礎上乘勢而上，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勝利！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副局長）
（來源：《學習與研究》雜志，2021.6）
責任編輯：王振華
